【广州日报】百岁夏书章 越老越开心

  一所大学是否进入国内高校的“第一方阵”,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院校,都不是自封的,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夏书章

  每年的中山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,夏书章都是执礼教授,他双手擎着重达5公斤的权杖,率主礼教授队伍入场,这场景早已为中大人所津津乐道,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动人一幕。
  1979年,夏书章听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,就给《人民日报》写稿,呼吁“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”,并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。1985年,他编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《行政管理学》教科书,同年,《中国行政管理》杂志创刊。1988年,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。1999年,夏书章又倡导在国内引入MPA(公共管理硕士),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试点,后来第一批试点MPA专业学位的全国重点院校增加到了24所。
  1919年出生的夏书章教授今年已是98岁高龄,他被誉为“中国MPA之父”,从1947年秋到中大任教,至今已近70年,见证了中山大学发展的风雨历程。夏书章自称“90后”,耗时两年于去年出版新书《论实干兴邦》。最近,他写的文章《我了解的中大》在网上引发许多人的共鸣。记者日前专访了夏书章教授,请他讲述自己了解的中山大学以及中山大学70年的发展点滴。

  原定留学芝加哥 却被哈佛“抢走”

  1947年春,中山大学到南京招聘老师,夏书章应聘到中大任教,是双向选择的结果。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夏书章说:“至今快70年了,记得在到校之初,年长的王星拱校长在百忙中光临宿舍同我见面,使我很感谢和不安。”
  夏书章大学毕业后,原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行政学学位。他在波士顿上岸后访问了哈佛大学,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证件后,哈佛大学也有意录取他,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学研究院求学。1946年,夏书章的毕业论文《中国战时地方政府》通过答辩,“据说(我)是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(MPA)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。”夏书章说。
  “中大对我很有吸引力,中大的基本情况也早有所闻。”夏书章说。辛亥革命后,为培养新型人才,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(后改名中山大学)。在北伐过程中,两校进步师生起了积极作用。广州的中大曾被定为“第一中大”,北伐军所到大城市则相继出现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中大。后仅保留广州中大,其余学校恢复原名。苏联也曾创办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学,培养革命干部。在20世纪30年代,中大也是当时全国首批三所有研究院的大学之一,可见受重视程度。
 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,文科、理科、附中、附小、校本部在文明路,法科在法政路,农科在广州市东门外鸥村及石马岗(今区庄),医科在东山百子路(今中山一、中山二路)。孙中山认为,学院散在各处,管理上十分不方便,而且校舍毗邻市区,车马喧哗,也不适宜求学,便命邹鲁择定广州市东郊石牌为新校址。
  1932年2月,邹鲁第二次执掌国立中山大学,便开始拟定计划,筹备建设中山大学石牌永久校址。邹鲁将石牌新校的建设规模与标准定位在“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,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”。第一期工程1933年3月开始建设,1934年9月竣工。

  院系调整后差点与中大“分手”

  夏书章到中大任教时,全国已经掀起反内战、反饥饿运动的高潮,中大师生在广州是主力。为营救被反动派拘捕的进步师生,在校师生向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。“当时,南京的‘教育部’迁至广州并在中大旧校区挂牌,我们就在‘教育部’的门前举行‘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’。”夏书章回忆说,这既是一种讽刺,也是事出有因,“某日校部补发工资,住旧校区者须乘车去领,但因获悉补发工资数还不够车费而作罢。”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想将中大迁往海南,但由于师生坚决护校没有迁成。
  当时,学校在结束抗战迁校的颠沛流离后刚回到广州不久,学校的生活设施还未完善。夏书章住在文明路老校区的教师宿舍,需坐车30~40分钟到石牌校园上课。当时职员在石牌住的比较多,上课的老师在老校区比较多。“我主要讲授三门课,分别是行政学、市政学和行政法,这是三门应用学科,要不时带学生参观访问。”夏书章说。
 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。人民政府组成接管委员会接管中大,又成立协助接管委员会协助工作,夏书章是协助接管委员会的一员,主要任务是组织所在学院的学习。新校长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,此前曾当过中大校长,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。曾任文化部领导的冯乃超同志成为校党委书记。
  1952年起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。北京大学迁入原燕京大学,南京大学迁入原金陵大学,中山大学迁入原岭南大学,原因是这三所大学经过院系调整,许多学院和学科分出去,只剩下少数文、理学科。如中大仅剩几个系,不足千人。“我原在法学院政治学系教行政学、市政学和行政法三门课程。院系调整前,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,行政法改为政策法令,市政学未改。但新开设的全校公共课社会发展史、中共党史等教学工作我也参加了,还成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委员会。因此,调整时我被留下。不然的话,我很可能会调到武汉大学。”夏书章说。

 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要靠努力不能自封

 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,美方科学家代表团访华的第一站是中大,并由中大派人陪同访问京沪等地。当时美方代表团就在香港,中美关系正常化宣布的第二天就来到广州。代表团在交流结束后,也是从广州离开。
 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,以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为团长、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黄焕秋为副团长、夏书章为秘书长的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一行9人赴美国回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哈佛大学等高校,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学术代表团。中大学术代表团访美成为重大新闻。西方知道中国有个“孙逸仙大学”,其实就是中大。哈佛大学当时曾提出要与中大的医学院进行学科交流,“但在院系调整时医学院已经分出去了啊,当时我们就感到,医学学科对中大发展的重要性。”夏书章感慨地说。
  当时,谁曾料到中大会有今天三校区、五校园的发展格局。夏书章认为,一所大学是否进入国内高校的“第一方阵”,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院校,都不是自封的,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。夏书章说:“我坚信实干兴邦,也坚信实干兴校。中大应有的历史地位自有公论,或者叫水到渠成。”
  98岁的夏书章心态一点都不“老”,他说:“常有人叹息‘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’,但我特别欣赏我国著名散文家、诗人朱自清的名句‘但得夕阳无限好,何须惆怅近黄昏’,我们应当以愉悦的心情去欣赏夕阳的美景。过去旧社会有种说法是‘江湖越老越寒心’,我现在觉得老人是越老越开心,越有信心。”